《 人民日报 》（ 2023年07月18日 09 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学术版。第一期围绕“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进行阐述。
——编 者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学苑论衡）
瞿林东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把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贯通起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这种种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政治谱系。即使在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断。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伟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传。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像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活动的影响力，像《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学术论著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倡导，这些因素都推动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传承不绝、流传至今。
第三，发达的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朝与各诸侯国已有“国史”撰述。孔子据鲁国国史作编年体史书《春秋》，产生了极大影响。《春秋》之后的编年史，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司马迁志在“继《春秋》”而著《史记》，以“纪传体”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史事，是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将西汉历史著成《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此后，从《后汉书》到《清史稿》，历朝历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这些断代史连同《史记》《汉书》，合称“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还有《通鉴纪事本末》系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和《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章制度史系列。这些体裁的史书贯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特点，堪称世界史学的瑰宝。这些史书作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代代传承、世世研习，使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第四，作为中华文明赖以流传的工具，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如同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们可以辨识古代文字。在语言方面，古今差异的确不小，但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历代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来读懂早先的古籍。从未中断的文字语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标志。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
为何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涉及许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来，中国人民为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进行了艰辛努力，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关于创与守、得与失、安与危、兴与亡等关系的讨论，大多蕴含着辩证的思想，反映出对于国家治理的谨慎态度，虽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其中包含着一些不可违背的历史法则。对这些历史法则的遵循，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独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反过来又推动政治发展和文明发展，这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周统治者从商朝衰亡中汲取经验教训，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把“天命”搁在一边，倡导以“德”治国，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是较早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君臣经常以短祚的秦、隋两朝为例，讨论历史借鉴问题。中国古代政治人物注重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这对于维护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密联系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对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艰难常怀深深的忧虑，所以都十分重视“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过这一问题。类似的问题明太祖也强调过，他对群臣说：“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许多朝代在开国之初都能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其景象正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说：“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并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其所体现的历史见识对于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从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看得尤为清楚。《通典》200卷，旨在阐述“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并以食货（经济）为首，反映了国家职能部门建制，强调国家对土地、户口进行管理的重要性。《资治通鉴》294卷，“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足见司马光深刻的历史见识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称赞此书“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贞观政要》一书因具体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诸多观念、方略，在辽夏金元时期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视，被诏命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而广为流传。可见，清人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语，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而言确有深意，并非夸张之虚言。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维护和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内在要求。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国史学家们所撰著的史学著作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所彰显的历史见识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觉弘扬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为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史学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好提炼出来，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总结中华文明关于治国理政的理念、经验、智慧，使之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并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从“述往事，思来者”到“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体现的都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经世致用，是因为历史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为激励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学术随笔）
杨艳秋
作为古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的现代中国，正在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未来中国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从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既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说历史就是过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历史犹如长河，这条长河奔涌向前，其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这就说明，每一代人的生活，都建立在前一代留下的历史遗产之上；我们今天的一切生活现状，如风俗习惯、社会潮流、学术思想等，无一不是由过去的历史累积或演变而来的。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向往统一、反对分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历史认同观念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连续不断。
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更能深刻感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能找到中华民族何以能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答案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突出的连续性，让我们这个古老又伟大的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让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现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深厚底蕴，赋予了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基因，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根基，决定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华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人类的前进总是承继着前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华文明再次来到新的发展关口。新征程上，我们继续走好自己的路，就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延续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我们所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赓续古老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刘礼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所决定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目标。然而，轮番出台的各种救国方案，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无法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的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文明底蕴，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赓续古老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它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上：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理念；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思想理念；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富润屋，德润身”等思想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理念；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我们能看到“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思想理念。正是因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营养，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还体现在“中国之制”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汲取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养分而最可靠、最管用，具有巨大优越性。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等传统，为我们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思想，为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丰富思想养分；“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等理念，为我们制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供了深刻历史启示。中国古代还有许多优秀制度经验，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比如“以时禁发”的生态保护制度，“养疾之政”“补给侍丁”的社会福利制度等。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总结和利用，助力我们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还在于其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14亿多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又牢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我们能看到“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民为贵”等质朴理想，能看到“丹心报国”“天道酬勤”等精神追求，能看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等古代智慧。我们要立足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
